换个角度解读“两会”提案：无人机安全飞行监管认知误区

此前的杭州萧山机场无人机航拍事件一度引起社会各界对无人机安全的热议，今年的“两会”也有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了对无人机的监管问题。无人机作为新兴产业，消费者还是存在一些疑问和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并结合此次“两会”人大代表提出的无人机安全监管提案，进行具体解读并做一些介绍。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梁志毅、蒋秋桃、马须伦等人都发表了他们对于无人机监管的意见和建议。总结提案观点：

1. 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制度。配备一机一码的标识码，可以在意外情况发生后及时查明持有者身份。
2. 产品质量监督。制定无人机的生产、经营、使用管理条例、技术标准和许可认证细则，明确无人机的有关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部门
3. 实施空域管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管理法》，平衡好分配机制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性，协调好军用与民用需求。

误区1：无人机飞得越高，掉下来的威力越大，所以城市要禁飞、要限高

科学证明，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无人机从120米或500米掉落对地面端的伤害几乎完全一致，原理同雨滴。而在现今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一味地倡导无人机飞行限高，是否真的安全呢？

中国的“高楼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限制飞行高度，不仅不会降低飞行坠机后的伤害，反而会增加因低空建筑遮挡信号而失控的不确定性，增加无人机飞行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现在无人机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如航拍、消防、勘探、巡航、测绘等行业。如果禁止无人机在城市中飞行，对于这些需要利用无人机来执行任务的行业来说，可谓是削足适履啊。

所以，我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态度来“纠正”无人机的“黑飞”行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今年3月2日，大疆发布了全新的无人机多边形禁飞策略，为无人机设置了机场禁飞区和限高区，进一步保障无人机飞行安全。

误区2：强制全面实行无人机执照制度，杜绝“黑飞”

有人会提出，无人机“黑飞”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应该像驾照那样人人都要通过考试才有资格飞行，保证无人机的飞行安全。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必须说的是，这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不符合现在的市场情况。就比如刚诞生之初，汽车绝对是一个“马路杀手”，路上的行人危险重重，但一开始的时候难道就有“驾照”这一说吗？所以，还是要等到恰当的时机，再普及无人机飞行执照。

此时，有人又会说，美国就强制要求无人机飞手必须持证飞行。其实，去年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已取消了相关法规。

中国国家民航局在2013年出台的《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中指出：在我国境内凡起飞重量大于7000克、飞行高度120米以上、飞行距离500米以外及飞入复杂空域的，驾驶员需取得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的资格证。

这就意味着，操作小型无人机是不需要持飞行执照的。但这并不是说，消费者购买无人机之后就无拘无束，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了。

除了政府和无人机企业，操作无人机的个体或企业，也要履行自己责任，提升无人机飞行安全意识，勤练无人机飞行技术，勿闯飞行禁区，如机场、政府机关、军事区及其他禁飞区。

误区3：无人机监管不力，政府放任不作为

其实政府与企业都在积极做好自身的工作，自2013年以来双方都做了很多努力。

正是因为这些，中国的无人机产业才能领先世界。如果我们也采取像美国FAA的制度，对无人机采取了过于严格的监管和压制策略，可能，中国也会如美国的无人机企业般丧失了在这个行业中的竞争力。一方面，无人机企业发展迅猛，科技技术迭代快，同时积极配合政府监管部门，完善无人机禁飞规则及安全飞行限制；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采取的是“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目前中国的无人机行业，出现了共识：绝大部分用户都在企业的引导下，恪守安全飞行的准则，没有成文的法案却自我约束，彼此心照不宣。这也是为什么，在萧山机场航拍客机事件出现之后，最极力宣传无人机安全飞行、声讨危险飞行的，不是政府，却是那些无人机爱好者。正如经济学家李子旸在《市场的力量》中提到的18世纪英国捕鲸业的案例一样，因鲸鱼巨大，往往不能一叉致命，可能会有多艘渔船配合着一起捕杀，尽管英国法律并无相关规定，但英国法院100多年来却从未接到过关于鲸鱼归属问题的案例，就是因为捕鲸业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来判断鲸鱼归属。

而在航拍客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公安部也迅速反应，出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征求意见稿，完善了对违规的无人机的处理办法。

今年的“两会”人大代表提出的无人机监管提案其实就是对以上法律条文的补充、或者是在为企业自律规则的正式法律立项做准备。中国的无人机行业正在朝着规范化、系统化方向前进，不论是无人机研发技术，还是无人机飞行安全监控策略，都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